性工作者：活在危险的边缘

　　广西的一宗个案中，杀人动机是“小姐”举止放荡，嫖客要为社会铲除残渣;“不就是卖淫的婊子吗?杀了她有什么了不起的?”另一个摩托车行老板基于对“小姐”的极端仇视，先后在丽江杀死5人。

　　2005年8月，发生在深圳的一起惨案更令人侧目。两名“发廊妹”被凶手带到出租屋，案犯向她们的家人勒索钱财，并施以各种凌辱——殴打、轮奸、强迫吸毒、用打火机烧乳房和下体。他们用针蘸上墨汁在她们的额头、乳房、后背上刺下“妓女一号”、“骚货”。

　　在个别地方，记者看到，有的“治安仔”也在对底层性工作者实施抢劫伤害。4月初，记者在华南某省采访，看到如此情景：几个治安队员提着警棍排成一排，像战士冲锋陷阵一般向站街女冲去，不时用铁棍击打地面，口中骂着极其难听的脏话，让记者都感到胆战心惊。连续几个晚上，每当治安队员的车灯闪烁，就会传来几个站街女凄厉的惨叫。有的治安队员将黑墨水或者油漆灌进10毫升的大号针筒，开着面包车来到运河旁边，对着她们的头发和脸部喷射，然后吹着口哨离开。一个站街女告诉记者，去年年底，她的一个同居姐妹在桥头被治安队员追打，被过路的一辆小车当场碾死，治安队员没有承担任何责任。

　　“侦破难度最大的刑事案件”

　　2007年6月，中国妇女网络培训中心在北京和山东胶州地区做了一次“小姐”受暴力侵害情况的问卷调查。“认倒霉”，是调查员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。

　　调查中有一个问题：遇到警察，是否会告诉他你遇到了不好的客人?山东胶州的“小姐”中，不到1/3表示肯定;在北京，只有1/20。

　　四川女孩阿玉是接受本报记者访问的一个发廊小姐。4年前，阿玉来到广东东莞，她的梦想很快被流水线上每月400元的工资打破。和多数性工作者一样，她的背后是一个渴望她带来改变的农村家庭。她委身深圳一家发廊，开始了“小姐”的生涯。此后的1年多里，阿玉几次遭到过敲诈、绑架和抢劫。“我一直在忍着，”她说，“如果报警，就算抓到人，我损失更大。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，对卖淫嫖娼可处以10—15日拘留，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。“这个数字够我做几个月的。”

　　研究者赵军还发现：“妈咪”、“鸡头”、老板，常常劝阻甚至禁止小姐报警——刑法第359条规定：引诱、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的,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;情节严重的，将获刑5年以上。

　　即使是报警，她们也常常提供虚假信息。前文提到的“主犯牛皮癣”案，第3名被抢劫的小姐当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，却说是遭人飞车抢夺。警方据此侦查，显然无法及时破案。待到该团伙抢劫、绑架至第23名小姐、并向小姐的老板勒索巨款时，老板怕事情闹大，不得不向警方如实报案，这才导致案件的最终破获。

　　报案难，破案更难。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赵军曾经从警，特别能够理解其中的难度和刑警们的苦衷。“可以肯定的是，杀害‘小姐’的案件几乎成了侦破难度最大的刑事案件类型之一。”

　　一切都是假的——假名字、假身份证，籍贯、背景也是编的。从刑事侦查学角度说，侦查对象难以从被害人的利害关系人中确定，串案、并案工作比较困难，侦查效率难以提高，几乎没有实质性线索。加害方和被害方都是流动的、不确定的。

　　在北京市丰台区发生的一起凶案中，19岁的死者曾在当地多家发廊工作，但没有一个老板能说得出她的真实姓名。“说实话，我们招人从不问对方从哪里来。”一位老板说。

　　部分侥幸逃脱的被害者，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被侵害。在赵军的调查中，一个刑警告诉他，为了找到一个当事“小姐”，他从广州到了武汉，然后又去了深圳……而在另一宗连环绑架案中，为了说服一个小姐承认被抢，一位刑警5次赶往她位于深山的家中，每次都走超过两个小时的山路。

　　“有时候找一个受害的小姐，比找一个犯罪分子还难。让一个小姐承认被害，比让犯罪分子开口还难。”这是一个刑警的切身体会。

　　“‘小姐’的钱来得容易，交际范围很复杂，即使把她们杀了，一时也破不了案。”而一名罪犯曾这样说。

　　如果求助于警察可能招致更大麻烦，老板可能息事宁人，亲友也不会对这些“伤风败俗”者伸手——她们能到哪里求助?

　　色情业与黑社会的勾结渊源流长。从本报记者暗访的多处黑道管理者的情况来看，有的公司从小姐的“交易”中抽取高达30%-50%的保护费，有的直接扣押她们的证件，要求定期往特定的账户打钱，有的甚至要求上缴全部卖淫所得，只给她们固定的吃饭、化妆费用。用毒品来控制小姐是黑道的常用手段。

　　赵军认为，非法化、犯罪化的身份，使得她们寻求国家公权救济的动力很弱。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说，这进一步加重了其被害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   一冷一热中的警方角色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赵军认为，在我国，性工作是非法的，这就为警方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。

　　他在调查中发现，其实，只要是“小姐”被害，警方对报案的“小姐”很少处罚。即便是老板报案，也很少处罚。但警方往往不会公开对外发出十分明确的信息——我们不会处罚报案的卖淫者或组织卖淫者。

　　赵军认为，警察在侦办小姐被害案的过程中，了解了大量有关小姐被害的信息，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小姐被害的规律性认识。从加害方动机的形成、侵害目标的选择、作案地点的确定、犯罪手法的运用，到被害方陷于被害情境时的误区、成功回避危险或逃脱被害陷阱的方法，办案警察都颇有心得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出于预防犯罪的需要，警方会及时将这些实用性很强的信息与方法提供给潜在的被害人群，以利于他们免于被害。但问题是，小姐所从事的性工作是非法的，教授她们如何在性交易过程中避免被害，似有保护、支持、至少放纵非法性工作之嫌，似与警方厉行禁娼的法定职责相悖。

　　在调查中，赵军发现了警方主动向小姐传授自我保护方法的案例。这一处理方法在他看来“令人欣喜”的。比如湖北“7·3”系列绑架小姐案的主办警官的做法。

　　警官们说，为了侦破“7·3”案件，侦查人员在被害人从业的那一片休闲发廊聚集区展开调查，挨家挨户做老板和小姐的思想工作，希望他们能打消顾虑，为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。还结合“7·3”案件中绑架者的作案过程，给老板、小姐“支招”，以规避从业中的被害风险。例如，小姐跟客人到达包夜地点后，可借翻包、上卫生间等的机会拨通老板的电话，然后再以与客人谈话或自言自语的形式说出准确地点。这样，一旦遭到绑架，警察就能够迅速赶到予以解救。看到警方是真心保护小姐的利益，先后有两名小姐承认曾遭受类似侵害。其中一位曾遭遇绑架的小姐向警方提供了一个手机号码，也正是这个号码，最终导致了整个案件的破获。

　　另在湖北某市，也正是因为派出所的宣传与提醒，令一名小姐幸免于难。此地的公安分局没有像邻近分局那样取缔“一人店”，但就“一人店”的危险向从业人员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。此地近年来连续发生小姐被杀的案子，派出所希望她们加强防范，同行之间要相互照应，有事及时报警。社区民警曾着重就此问题提醒过这名发廊小姐。于是小姐与隔壁发廊达成协议，遇到紧急情况就敲打两家发廊之间的木制隔板，相互救助，立即报警。在一人意图杀人劫财的灾难真正发生时，正是邻居发廊的报案和对面派出所警员的迅速到来，令这位发廊小姐幸免于难。事后，这位被扎成重伤血气胸的小姐出于自我保护，拒绝承认性交易的事实。因这一情节不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，也不影响对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追究，考虑到被害小姐害怕被警方追究卖淫违法责任的心理，以及她已经受到的伤害，警方没有继续深究这一问题。

　　类似的预防措施，当地警方尚未大张旗鼓地深入展开。警方对此项工作的低调处理和“点到为止”，与集中警力的高调扫黄和“矫枉过正”的取缔“一人店”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　　赵军认为，在现时的法律政策框架和舆论氛围之下，采用管理、疏导或帮助的方式防范性工作这一非法职业所带来的风险，作为主管机关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。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，防范小姐在从业过程中被害，保护小姐在从业过程中的安全，就是变相保护性产业，是为性产业保驾护航。而后就会以各种理由批评警方治黄不力，放任黄毒泛滥，才导致小姐频频被害。

　　当年为防止性病、艾滋病而推行公共娱乐服务场所100%安全套计划的时候，卫生主管部门也承受了类似压力。好在当时有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，主流媒体的声音也是一边倒，加上实施该计划的卫生主管部门并不负有禁娼的法定职责，该计划最终得以全面推展。

　　但公安机关目前所面对的局面颇为不同，尚不具备当年卫生部门所拥有的环境和条件。警方以管理、疏导或帮助的方式预防小姐命案还仅仅停留在个案式的尝试阶段，低调处理和“点到为止”是必须的工作策略。

　　赵军认为，警察向从事性工作的小姐传授降低职业被害风险的方法，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，保护小姐的生命和财产，而且还可适当改变警察在小姐心目中单一而刻板的扫黄者形象，从而提高小姐被害后的报案率，促使性产业中的知情者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破案线索，有效打击犯罪。这显然是一件有益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，有益于社会治安，有益于公安工作的善举。“生命权无疑高于‘社会风化’，不管权利主体的身份如何。从这一点出发，警方教育小姐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财产，也是完全合法的。这是肩负扫黄和打击侵害小姐犯罪行为双重职责的警察，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所采取的，最为积极、最具建设性的预防举措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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